调解室柔和的灯光下，阿海与阿月相对而坐，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，唯有对11岁女儿小星的深切牵挂。“我不是争输赢，只是孩子心理出了问题，实在放心不下。”阿海的声音里满是焦灼。

    2023年，阿海与阿月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，约定女儿小星由母亲阿月抚养，阿海一次性支付抚养费30万元。本以为生活能平稳过渡，直到2025年8月，小星独自找到父亲，哭着说“不想跟妈妈生活”，情绪低落，精神不振。阿海立即带孩子就医，揪心的诊断结果让他随后向上街法院起诉，请求变更抚养权。

    “我每天接送她上下学、辅导作业，把能给的都给了，怎么就错了？”调解室里，阿月红着眼眶辩解，不解自己的全心付出为何让孩子陷入困境。

    承办法官王天超敏锐地察觉到，这并非简单的抚养权之争，而是爱的方式与孩子内心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。法院随即启动“法院+社工”联动机制，委托司法社工介入调查。调查逐渐揭示出问题背后的多重原因：阿月重组情感关系时未顾及孩子的感受，引发小星强烈的抗拒；过度限制手机使用，无形中切断了孩子与同龄人的社交联结和情绪出口；杂乱的居住环境让孩子缺乏安全感；阿海因被拉黑联系方式，与孩子长期失联，亲子关系日渐疏离。在多重压力下，敏感的小星出现了失眠、自伤等行为。

    “你们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，但孩子要的是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尊重。”王法官边说，边拿出了小星的日记本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温暖家庭的渴望。法官助理陈克清顺势引导：“抚养权从来不是胜负的象征，而是沉甸甸的责任。”

    经调解，一份兼顾稳定性与关爱度的“合作式抚养”协议最终成型：小星仍由阿月抚养，以保障孩子生活与学习的连续性；阿海每月探视小星一次，具体时间与方式由三人共同协商确定。

    两个月后的回访中，小星的变化令人欣慰——失眠和自伤行为明显减少，脸上重拾笑容。这背后是父母双方的用心调整：阿月辞去工作专职照料孩子，整理出整洁的学习空间，每天留出时间倾听孩子心事，学着用“共情式倾听”回应情绪；阿海探视时不再追问过往，而是带孩子散心、分享趣事，耐心陪伴她慢慢敞开心扉。“现在我和她爸爸每周通电话，聊的都是孩子的情绪与需求，再也不争吵了。”阿月笑着展示那本逐渐填满的“亲子沟通手册”，语气里满是释然；阿海也感慨道：“以前觉得爱就是给钱，现在才明白，高质量陪伴与真诚理解，才是孩子最需要的成长养分。”

    在这起案件中，没有输赢，只有共同成长的父母与一纸写满理解的调解书。上街法院始终将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”贯穿于家事审判全过程，借助“法院+社工”联动模式，不止步于裁判，更致力于修复、引导与守护。法官与社工携手，深入情感与需求的细微处，倾听孩子未能言说的心声，引导父母从“对立”走向“对话”，从“争养”转为“共育”。这里不仅是明断是非的法庭，更是弥合亲情、托举成长的温暖驿站，通过耐心调解、温暖探访，在破碎的关系中编织理解的纽带，为那些在家庭变迁中迷茫的孩子，筑起一座坚实而柔软的心灵港湾。